因為步入青春期后擁有了弟弟妹妹，提前體驗了做“母親”的艱辛;因為見證了媽媽對于家庭的退讓與犧牲，重新思考自己理想的婚育模式……這些經歷，讓李顏、汪逸欣、黃啟政等8位浙江工業大學的“00后”大學生開始思考，是什么讓當下的一些年輕人在婚育面前裹足不前?

在過去一年半時間里，他們組成調查團隊，走進浙江各地社區、幼兒園、婦幼醫院，發放千余份問卷，訪談80位不同年齡段的婚育主體，其中超過7成問卷和訪談聚焦“00后”。他們試圖探索青年婚育低欲化背后的成因，也是在調研過程中，這個小團體的成員們，重新打量自己對婚育的理解。他們的調查結果或許不能覆蓋“00后”這個龐大的群體，但這種聲音也足以讓我們思考。

近八成有生育意愿

22歲的李顏和21歲的汪逸欣，全程直擊過母親照顧幼兒的艱辛，也曾深度參與其中。

2016年，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李顏的媽媽取下了留在肚子里十多年的節育環。不久之后，這個義烏姑娘多了一個小15歲的弟弟。

不同于李顏的“被通知”，衢州姑娘汪逸欣則擁有“投票權”。那是一個尋常的放學后的夜晚，父母突然召開家庭會議，鄭重地問16歲的汪逸欣，要不要留下這個孩子。

“留。”那一刻，汪逸欣只感到興奮，她天然覺得這世上將從此多一個，可以無條件去愛、去信任的親人，是一種神奇的體驗。

生育，是刻在每代人基因里的本能。但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政府對人口政策不同，導致各年齡層會形成不同的婚育觀。從建國之初的“多子多福”，到此后推崇“少生優生”，現如今出臺更積極的鼓勵生育政策背景下，網絡上一些年輕人卻推崇“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浙工大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事實并非如此。針對18歲至35歲的中青年，調研小組收集回1466份有效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歡孩子”。

李顏和汪逸欣都對擁有自己的孩子有憧憬，源于有弟弟妹妹的經歷。因為弟弟，李顏又看到年近50歲的父親露出乖巧、憨厚的笑容，柔聲細語地問，“這個好不好?”家庭群填滿關于弟弟的討論，“學習累了，看一眼群里，就被他的可愛治愈了。”

李顏害怕青蛙，但每當弟弟抓來蝌蚪和跳跳魚想嚇她一跳，她只覺得快樂。

汪逸欣則享受每個早上妹妹撲到自己身上喊她起床的時刻，“如果我說要睡個懶覺，她會乖乖地把我的窗簾拉上、再小心地關上門。”妹妹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常令汪逸欣驚喜，“長大后，我的知覺好像變得遲鈍。我似乎是從10到100在不停地往前走，但從0到10的那個過程我已經忘記了。但她會帶我重新恢復那種感受。”

但與此同時，她們也體會到作為母親的種種艱辛和不易。這些無法完全被母愛的光輝掩蓋。

從泡奶粉、喂奶、拍奶嗝開始，汪逸欣陪伴著這個妹妹長大。自高中起，她的寒暑假都圍著妹妹轉，“小時候，給她換尿布、換尿不濕、洗屁股、洗澡、哄睡;長大一點，就陪她出去玩、上興趣班。”汪逸欣最害怕妹妹哭鬧，“她一哭起來，我就覺得難受。”

同樣全程參與撫養弟弟的李顏，也有相似的痛苦體驗。有一次，母親半夜起床，發現弟弟發了高燒。李顏陪著母親把弟弟送去醫院，兩人忙到凌晨4點，幾乎一夜未睡。

汪逸欣認識到，“做姐姐和做媽媽的心態還是不一樣的。”一旦成為母親，自己就要為孩子承擔全部的責任，“只有我覺得能夠給他(她)提供足夠美好的世界時，我才會把他(她)帶到這個世界上。”

時常缺席的父親

楊怡然是這個項目的發起人，2001年出生于安徽。她長著一張清秀的臉，但仔細看，左臉頰上留著一道陳年的疤。那是讀幼兒園時，被調皮的男孩抓傷的。而她被欺負的原因是，“沒有爸爸”。

小學三年級前，她跟隨母親在安徽生活，父親在杭州工作。邊工作邊獨自帶娃，母親的時間總是不夠用。楊怡然對兒時忙碌的清晨記憶深刻——很慌亂，得同時做幾件事，比如，一邊吃飯、一邊整理衣物。然后，母女倆一路奔跑到公交站，她獨自坐上四十分鐘的公交去學校。

母親很少向楊怡然抱怨辛苦，但有一天，她在房間里突然暈倒，“后來，我才知道她是太累了。”

這8位“00后”大學生，大都對“喪偶式育兒”不陌生。“我家就是典型的‘喪偶式育兒’。”李顏感嘆。

弟弟出生后，母親與日俱增的白發和越來越差的身體狀況令李顏心酸。“一開始，她兼顧著工作，孩子半夜總醒，一天只能睡兩三小時，第二天照常上班，壓力很大。”

李顏回憶說，母親熬了兩年后，無奈地選擇休假全職帶娃，可她開始失眠，白發長得特別多。48歲的母親打算再過兩年就提前退休，全心撫育弟弟。

她的父母是同家公司的工程師，但父親選擇了外派項目。小時候，父親常年在國外，母親也工作繁忙，四年級起，李顏開始寄宿生活，“我一周回家一次，我爸一年才回家一兩次。”弟弟出生后，父親回國，但依舊常年在外地，回家的頻率變成一兩個月一次。

在弟弟的成長過程中，李顏雖然感受到父親也逐步為家庭妥協，但母親的職業發展和人生節奏，似乎更是理所當然地被生育打斷。

23歲的黃啟政是團隊中唯一的男生。父母原本是金華同家單位的公務員，黃啟政出生后，母親辭職全心帶娃，偶爾做些零工。直到黃啟政讀初中，母親正式回歸職場，但她再也回不到過去的崗位，只能做起銷售。

小時候，黃啟政只覺得母親煩，天天圍著自己轉;長大后，他對母親愈發同情。在他的記憶里，父親對母親總是很苛責。“他希望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條，比如冰箱里，醬料、蔬菜、水果等有各自固定的位置，但我媽不是那種會細致地物歸原位的人。他每次回家，打開冰箱，看見物品沒有整整齊齊擺放，就要責怪我媽。”黃啟政說，因為冰箱這件小事，父母吵過無數次架。

“你為什么不能去收拾呢?”黃啟政不解地質問父親。父親會一次次強調賺錢養家的他有多么辛苦，“在他眼里，我媽的工作可有可無，有大把的空閑時間去收拾好家。”

后來，在參與婚育意愿調查的過程中，黃啟政為父親的行為找到了更明確的定義——“詐尸式育兒”。

當他們走進杭州多個社區調研，見到了更多的全職媽媽，而在家庭教育中，青壯年男性普遍缺席。同時，家庭中的男女雙方對從事無薪家務工作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多數女性表示自己承擔了更多的育兒工作，但多數男性認為是平等分擔的。

這些“00后”認為，在一個家庭中，父親的作用同樣不可或缺，甚至足以塑造下一代的婚育觀。

汪逸欣讀小學前，父親也在外地工作，幾個月見一次，“后來，他回家發現我都不認識他了，他就換了工作，回到衢州。”

妹妹出生后，汪逸欣發現父親自覺地承擔起更多的育兒責任——接送幼兒園、哄睡、陪玩、做家務……她覺得，正是父親的舉動，讓家庭走向理想的模樣。

“如果你未來的伴侶像你爸這樣，主動承擔育兒責任，會不會減輕你對婚育的憂慮呢?”面對這個問題，汪逸欣格外堅決和果斷，“沒有如果，他一定要這樣才可以。”李顏也笑著補充說，如果沒有這樣的男性伴侶，那就“先不生，再等等，等他們醒一醒。”

“可靠的育兒伴侶”

很長一段時間，黃啟政覺得父親“好自私”。

他讀高二時，父母矛盾重重，可母親最終為了家庭退讓。黃啟政清楚母親的選擇是為了他，可這種察覺又讓他感到沉重，“那種犧牲太大了，是我沒辦法想象的。”

“母子終究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個體，在我身上投入這么多，值得嗎?萬一我沒有辦法長成你想象的那樣，最后，你會不會很失望?”黃啟政把自己的疑惑拋給母親。母親只輕描淡寫地回答他，“你是我兒子，每個母親都是這樣的。”這并未消解黃啟政的困惑，他時常為母親感到遺憾，“她本可以過上更好的人生。”

黃啟政把父母的婚姻描述為“最平凡的模式”——相親結識、互為初戀，因為門當戶對，走向婚育，經歷中年危機后，互相妥協，回歸平淡……

可在這個“00后”男孩眼中，這也是他最不想要的婚姻模式。

“不想要‘差不多’就進入婚姻;我也沒辦法做到，為了一個終有一天要走向分離的孩子，傾注那么多精力、時間和金錢，甚至為了他影響自己的人生選擇。”

對黃啟政而言，婚育是一件純粹、神圣又需要慎重的人生選項。一些女性朋友的觀點，也與他不謀而合。“我們不抗拒婚育，但它不是人生的必選項。”李顏和汪逸欣一致認為，婚育的前提是擁有一個能夠承擔育兒責任的可靠伴侶。

對待婚戀，青年人越來越不愿意將就了。調研小組向18歲至35歲的中青年發放出1466份問卷，其中，近8成的人堅持“繼續等待，找到理想的人再結婚生子。”

22歲的溫州姑娘葉非凡對孩子有更明晰的憧憬，“我覺得人在衣食無憂之后，最大的敵人是孤獨感。”當幾位同齡人都對婚育表達猶疑時，她坦言，自己挺想要一個孩子，“在我衰老之后，想看到身邊有一個年輕的延續。”

她有一個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兩人都喜歡孩子。某一天，當男朋友提到自己8歲弟弟的可愛，隨口說出“我要是能生我弟，我什么都不怕。”葉非凡卻警覺數學系的男朋友完全無法感知生育帶來的痛苦，“如果他不能理解我在生育上的犧牲和付出，我是堅決不會想要生孩子的。”

后來，葉非凡不斷向男朋友灌輸自己了解到的婚育風險，試圖讓他理解生育造成的女性困境。

自大二起，團隊中的這幾位“00后”都選修過女性主義相關的課程，比如，《媒介與性別文化》、《女性文化與現代文學》，等等。“這些課給我們的啟發和收獲很大，男生更應該聽一聽。”葉非凡覺得，這些文科生的選修課應該變成更多人的必修課。

重新思考“人生的選項”

婚育世界的海洋，“水溫”似乎遠超他們的想象。

出于好奇，李顏很早就在網上看過女性生產過程的3D模擬視頻，“看得挺痛苦。”汪逸欣則在網上看到不少關于生育對身體傷害的研究，“有項研究說，生育會使細胞加速衰老11年，真的嚇到我了。”

在對未來的想象中，楊怡然曾想當然地認為會生育兩個孩子，“一兒一女，湊個好字。”這個想法的萌生要追溯到小學，她和朋友們玩“壓手腕”的游戲——打掌心握手腕,手腕鼓出幾個“包”就預示未來生幾個小孩。楊怡然的手腕上總會出現兩個“包”，她隱隱把它當作人生的預兆，也在無形中順從了父母口中關于完美家庭的描繪。

可如今，當她和朋友們完成這組調查，楊怡然對婚育的想法悄然改變，“也許我只會生一個孩子。”面對這道“孕”算題，她開始考慮能否找到可以分擔育兒責任的伴侶、以及能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實現“精養”。

養育成本大幅提升，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成為不少年輕人進入婚姻與生育的第一道門檻。在這些“00后”的調研中，有近九成的青年將“經濟與居住條件”視為影響婚育的第一大要素，其次則是養育成本、工作壓力、身體狀況。

樂高、計算機、感統訓練、體能課、信息課……汪逸欣總帶著4歲的妹妹上五花八門的課外班，為此，父母一年投入幾萬元。教育觀念迭代更新，妹妹的同學家長都是“90后”，這對“70后”父母顯得有點脫節，可也不得不迎合當下的教育風向。

“在這個成功論的社會，競爭風氣濃郁，父母都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如果無法帶孩子逃離這種評價體系，就只能不斷地付出、投入、雞娃。”汪逸欣不想讓孩子進入這樣“內卷”的世界，經歷她曾走過的不快樂的旅程，“只有我具備足夠的經濟基礎，才能讓孩子擁有自由選擇的底氣。”

李顏的母親同樣不希望她重蹈覆轍。前不久，當父親問李顏，“大學畢業后，想不想去我們單位工作?”一向溫和的母親卻大發雷霆，“你胡說什么?她要是到我們單位上班，在我們單位找對象，以后過得又跟我一樣苦。”那一天，李顏難得地捕捉到母親的一絲反抗，但依舊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孩子。

對于生育帶來的不平等，當上代人選擇默默隱忍時，這群“00后”卻通過自己的調研，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為他們的未來規劃出不同的婚育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