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這個時代，“雞娃”早就不再是什么新鮮的名詞。

畢竟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被第一代“狼爸虎媽”培育起來的孩子們，現在都已經長大成人，不少已然為父為母了。

在各種的采訪和報道里，我們窺見了這些“雞一代”如今的現狀：

他們有的被描繪為泯然眾人矣的“仲永”，用一個被強制優秀的童年，換來了一個極端平凡的中年;有的則在收獲了成功和自由后，與當年一心“雞”他的父母切斷了聯系，最終兩代人落了個不相往來、難評對錯的結局。

而在香港，第一批在雞娃教育中長大的孩子們，則已經開始馬不停蹄地，生產下一代的雞娃了。

雞娃的“輪回”

1992年，香港TVB的《新聞透視》欄目，記錄了一個名叫劉文淵的5歲小男孩的日常。

香港精英家庭正生產“做題家”

鏡頭里，劉文淵的媽媽不斷地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爸爸是做什么的?你坐什么車來?誰帶你來的?”

面對母親拋出的問詢，小劉文淵雖心態良好有問必答，但顯然眼神游離，有些詞不達意。

母子倆這是在為升小學的面試做準備。

在90年代的香港，入學面試儼然就已經是幼升小的重要一環了。

也可以不面試，但那就要遵循政府派位的小學，十分被動，劉母吃過這個虧。大女兒當年上學時，政府派位的學校十分不理想，她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四處奔波找學校。

而為了能讓小劉文淵贏在起跑線上，劉母這次早早就為他選擇了好學校，一有機會就跟他進行對話訓練。

盡管中間面試失敗了幾次，小劉文淵最終還是成功收獲了一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此后，劉文淵中學畢業后考到英國讀法律，畢業后回到香港負責家族生意。

近30年過去，節目組再次見到了劉文淵。

當年那個在鏡頭前還有些害羞的男孩，而今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

劉文淵當年的努力，并沒有給孩子們帶來更輕松的生活。

當年劉母的雞娃“馬鞭”交接到了劉文淵妻子手中。

劉文淵的家里貼滿了妻子Joyce精心制作的英文“生字經”，目的就是讓孩子們能盡早地融入到英語世界中。

《尋人記》

這些對成年人都有些陌生的單詞，從孩子們三四歲時就開始被有意識地融入到他們的生活里。

如今，三個孩子不僅會用英語對話，還能用英語吵架。有時孩子們問的英文生詞，甚至會難倒在英國留學多年的劉文淵。

而在他們更小的時候，Joyce在家貼的是中文的生字經，“墻上全都是”，Joyce揮手指遍了整個墻面。

但與當年劉母一個人操心費力，摸索面試策略不同，在今天的香港，有大量的面試班來指導孩童面試。

一個問題要回答哪些方面，最少要說幾句話，全都有章法可以遵循。

《尋人記》

在Joyce看來，當年劉文淵的回答說不上優秀，那絕對是不及格的。

《尋人記》

為了檢測培訓的效果，節目組當場對孩子們搞起了突擊測試。

面對大人們的隨機提問，孩子們聲音自信，對答如流，表現得比他們父親當年好上不止一點半點。

可競爭的壓力也大不相同。

當年劉太太提前給孩子安排學校面試，最終面了四五場，收到一個心儀的offer，就已經大大超越了同齡人;而今，劉文淵的孩子最多要準備12場升學面試，而這個數量居然還被其他家長吐槽“太少”。

當年的劉文淵在鏡頭前雖然害羞，但一邊含糊答題一邊玩玩具，說面試“跟玩耍一樣”，即便面試失敗也不覺傷心，多少有些沒心沒肺。

《新聞透視》

可如今文武雙全、詞匯量遠超父親、回答起問題來頭頭是道的孩子們，卻有些焦慮。

大女兒會在面試中因壓力而不自覺咬手指，兒子則坦言自己對面試很害怕。

《尋人記》

劉文淵將養孩子比作賽馬。

在他眼中，女兒是“勻速型”，要用漸進式的方式引導她學習，不能著急;兒子則是“墜后型”，要在升學的最后階段“打鞭”，才能有好成績。

從30年前的賽馬，到如今的馴馬師。

華人做題家的雞娃教育，由此閉環。

香港人雞娃，比海淀媽媽還野

在香港，人們習慣把雞娃叫做

“催谷”

。而對一個孩子催谷，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開始。

正所謂“孩子要贏在子宮里”，娃還沒懷上，港媽和港爸就開始為他或她之后能上的學校操心了。

像有些幼兒園喜歡收1月份生的孩子，有家長便會倒著推算時間，將懷孕的日子精準到天;有些學校對本校職工有“子女優先”的福利，有家長便打算降薪應聘校工，以此來為自家寶貝的未來鋪路。

而當寶寶出生后，港媽港爸則會想盡辦法將他推上“卷學業”的起跑線上，讓他盡可能早地出發。

這一切，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在整個香港屢見不鮮。

孩子剛長到8個月，家長就開始早教，在娃的眼前一張張地過“單詞閃卡”，在娃睡著后小聲在其耳邊念乘法口訣表，盼望著自家寶貝能夠在2歲時就可以擁有遠超同齡人的智力。

有家長還帶著孩子去做一個接一個的“資優測試”，希望能通過這些所謂評估搞懂自家兒女的智力水平。這些測試個個都價格不菲，參加一次就是小幾千上萬的港幣的開銷。

而到了上學的年齡后，家長就會想辦法將孩子所有的空閑時光填滿，做到“三歲已無時間玩”。

在2013年天水圍區的一項調查里，有將近2成的家長都選擇給孩子同時報2個以上的幼兒園，并且，這些家長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本身都不算高。

當然了，有錢人家的孩子只會被逼得更緊。

在一個繁中的教育論壇上，一位網友分享了他公司老板的催谷經驗，并質問這樣“催“出來的孩子，“成長會不會開心?”

而像吳君如、徐濠縈和劉德華這樣的明星藝人，在有了孩子后，也無可避免地加入到了催谷的大軍中，花重金送自家娃上貴族playgroup

(親子活動小組)

，為將來考進好的幼兒園做準備。

當然，進入一所好的幼兒園或小學只是開始，接下來，被催谷的孩子們還要經歷漫長而又高強度的補課之旅。

早在2007年，《大學線》就報道了一個名叫雯雯的12歲香港普通女孩，被補課所填滿的疲倦人生。

雯雯每天早上5點起，夜里經常凌晨一兩點睡，一周七天，要上各種各樣的補課班：鋼琴、游泳、籃球、珠算、素描、古箏、創意技巧訓練......

在被記者問及人生夢想是什么時，雯雯毫不猶豫地回答：“希望一天能睡24小時。”

而在十年之后，香港的孩子們的處境依舊如此。

在2017年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的一項調查中，有6成家長會在假期為子女報補習班，其中有的甚至會一口氣報16個，而有的則希望“暑假最好直接取消算了”。

這正應了那句流傳很廣的話：“香港家長最害怕的不是孩子去援交，去吸毒，而是孩子有空閑。”

“催谷”的輪回

在香港，長期景氣的課后補習班，幾乎成了一種特殊的香港地域文化。

在這座城市的街頭，你經常會在巴士的車身或巨大的廣告牌上，看到補習教師們身著西裝，擺出各種“一看就很精英”的POSE的巨幅照片。

而每一位名師的名字前，也都會放上幾個炫酷的稱號，像什么：補習天王，英語天后，狀元之師，萬人之選......

并且這些名師的收入，倒也配得上他們在廣告牌上的形象：

2015年9月，香港知名補習機構現代教育就曾開出8500萬港幣的年薪，天價招募當時的星級導師林溢欣，結果最終的結果還是挖角失敗。

而在純粹的教育商業化運作中，不僅補課老師被企業打造成了超級巨星一般的存在，補習本身也變得相當功利。

像有補課班直接就在廣告里喊話家長，將補課與孩子未來的社會地位直接綁定：

“子女未來住太和還是銀湖天峰，視乎暑假您的安排!”

2021年，內地的雙減政策以雷厲之勢推行，但并沒有影響到香港。香港補習班更是覺得迎來了“新機遇”——他們可以針對內地中小學生開設針對性培訓課程，供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學生在周末及寒暑假補習上課。

而與全港補課產業繁榮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上補習班孩子的精神狀態。

2017年，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發布報告稱，有13.2%的香港小學生有抑郁情緒的困擾，而在造成抑郁的原因里，“功課太多”占24.8%，“學業成績未如理想”則占20.2%。

在大強度、連軸轉的補習循環里，并不是所有學生都能撐到最后。

在高壓下，一部分孩子患上了“新學年焦慮癥”——在開學后，白天不敢去學校，晚上則會被“自己在上課”的噩夢嚇醒;有孩子甚至會自殘乃至自殺。

不止如此，一味功利化的教育，還讓許多港孩成長失衡，用梅余秀岳牧師的話講就是：

“港孩有‘三多’：功課多、補習多、興趣班多，但偏偏又有‘三少’：睡眠少、游戲少、空間少，這就造成‘三低’：自理能力低、意志力低、抗逆力低。”

因為把所有時間都拿來學習，許多孩子長到七八歲還不會自己系鞋帶和洗澡，以至于有機構甚至推出了與之對應的“興趣班”，專門教港孩如何使用簡單的電器，如何把碗洗凈，每節生活課的價格在200~1000港幣之間。

被教育壓垮的不止有被催谷的港孩，還有作為催谷者的港爸港媽。

在繁中的教育社區，有家長在吐槽這種純功利化地雞娃是否值得——他一邊教育孩子不要撒謊，一邊又為了進好學校給孩子做假材料;也有家長在經歷了幼升小后，就因為受不了內卷而打算帶著孩子移居海外，想“去一個唔使咁早谷小朋友學咁多嘢的地方”;還有家長倒是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卷下去，但卻因高昂的學區房而卻步。

可即使這樣，催谷的故事還是在香港的無數家庭里一次次重演。

哪怕這幾年香港的生育率已經跌到了0.7，僅2022/2023一個學年就流失了2.7萬中小學生，剩下的那些港孩們，也仍舊要在上一代的持續催谷下，繼續打這場本不該越來越卷的學業戰爭，一如他們父母當年。

在《尋人記》的最后，劉文淵的妻子Joyce表示，自己也盡可能地想辦法，讓三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不要太難受。

可面對孩子們偶爾的抱怨，她的安慰只能是：

“沒辦法，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