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朋友圈三天可見”的設置引發熱議。它也可以避免我們的過去被翻出，也可能會讓我們失去與過去的聯系，甚至會讓人感到孤獨。

三年前，我應聘一份互聯網的工作，進入到第三輪面試時，面試官向我提出了一個令我措手不及的問題：“你為什么從來不發朋友圈?”驚訝之下，我停頓了幾秒，憑借本能快速給出了一個最樸實的回答：“我不是從來不發，只是最近三天沒發，我的朋友圈設置成了三天可見。”對方聽畢，沒有就這個問題繼續糾纏，而是徑直跳轉到了下一個問題。雖然最終我還是得到了那份工作，但直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個答案是否令對方滿意。從那以后，我總是不斷回想，不愛發朋友圈是個問題嗎?難道這代表了一個人不合群?

自從朋友圈開發出“三天可見”的功能，我便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感覺收獲了一項類似隱身術的超能力。在那以前，我總是頭一天情感充沛地發完朋友圈，第二天便心懷羞恥地將其刪掉，刪完又覺得生活的記憶也隨之消失，不免為此感到遺憾。很多時候，記憶總是需要依附一些記錄才能得以保留，不是嗎?但“三天可見”解決了這個問題。

“三天可見”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避免被“挖墳”。隨著微信好友的數量急劇膨脹，我們已經很難再用“好友”關系來界定通訊錄里的人。到目前為止，我的微信通訊錄里有2049個人，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我已經想不起是誰，還有三分之一的人跟我僅有一兩次的對話記錄。如果這2000多號人都能翻到我十年前的朋友圈，總讓我有種站在明處被暗處之人圍觀的不安感。畢竟，如今誰的通訊錄里不是充滿了錯綜復雜的關系?親人、同事、朋友、合作對象以及各種無法歸類的人，他們原本應該待在各自的平行宇宙里互不牽連，被安放在MSN、QQ、釘釘以及電話簿等不同分類的區域里，但朋友圈的“大雜燴”打破了這種平衡。

事實上，在那場面試結束后的三年里，我在朋友圈里的活動開始全面收縮。不僅設置了三天可見，也越來越少更新狀態，更新頻率從以周為單位，逐漸變成以月為單位。以前經常會發一些個人生活的碎片，比如去過的餐廳、參加的聚會、游玩的照片，現在基本只發一些與公共領域有關的話題，比如看過的文章、對逝者的悼念。在朋友圈里與友人的互動也越來越少，盡量秉持“能點贊就不評論，能略過就不點贊”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減少能量的消耗。

相信除了我，越來越無法掌控朋友圈關系的大有人在。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微信通訊錄里已經達到3000余人，他每刷一次朋友圈，就會順手刪掉幾個人，因為很多人他已經想不起來是誰，還有一些因為時過境遷已經疏于聯系，留著聯系方式也無用。他對朋友圈的印象甚至比我更糟糕，甚至不惜動用“Low”這個形容詞。他將自己朋友圈里的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以曬優越感為主，包括喝了什么名酒、買了什么好車、交了什么新朋友，處處展示高人一等的姿態;另一類是以刷存在感為主，喜歡在朋友圈高談闊論，無論看見什么都要下場評論兩句，生怕錯過“在場”的憑據。長此以往，他便將自己不喜歡的行為反觀為鏡，每當自己想要發什么動態，腦子里便回蕩起一個聲音：“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人。”最后索性作罷，收起手機。

這位朋友的心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讀為逃離社交網絡的“自證陷阱”。當朋友圈里涌進越來越復雜的關系，社交平臺便成為一個自我展演的舞臺，展演的動作也開始隨之變形，人人都想竭力扮演討喜的角色。這樣的陷阱并不獨屬于社交網絡，而不過是現實生活的延伸。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洞察到這一社會心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他建構出“戲劇論”用以探討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秩序，將人們的日常活動比作劇場上的演出。戈夫曼發現，當個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總是按照一種籌劃好的方式來行動，以一種既定的方式來表現，以期控制他人所接受的情景印象，也就是所謂的“印象管理”，并通過區分前臺和后臺來區隔展演的舞臺和真實的世界。

復雜的社交網絡無疑放大了人們展演的欲望。無論是精挑細選的圖片，抑或是苦思冥想的文案，無一不是對“理想自我”的塑造，成為一種苦心籌謀的交際策略，這就導致真實的自我被刻意隱藏甚至遭到抑制，不切實際的幻象成為最高標準。而從中衍生出的比較心理，又將所有人拖下無法窮盡的漩渦，在焦慮和疲憊的狀態中循環往復。美國心理學家簡·M.騰格(Jean M.Twenge)和W.基斯·坎貝爾(W. Keith Campbell)將這種過度自我欣賞的頑疾命名為“自戀流行病”，因其把每個人都變成了只愛自己倒影的納喀索斯，他們同時認為“網絡2.0時代”就是病灶所在，在社交網站的助力下，自戀現象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蔓延至一場“全球性的瘟疫”。

朋友圈成為令人越來越有負重感的存在，并不是因人性格決定的，背后實在是有一些人類天性的共通點。英國人類學家、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曾提出過“150定律”，該定律指出，人類智力或資源允許一人擁有穩定社交關系的人數是150個左右。這意味著，雖然人類文明程度越來越高，但人類的社交能力與石器時代沒什么兩樣。朋友圈這種超出極限的負荷，在一場熱鬧喧囂過后，最終還是會讓人感到疲于應付，從關系和信息過載的場域中離開。

眼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行“社交齋戒”，試圖以各種斷舍離的方式奪回自主權。豆瓣上此起彼伏地出現各種“不發朋友圈”或“戒斷社交媒體”的小組，B站、抖音、小紅書等泛娛樂平臺的興起，也為逃離社交網絡的人提供了不同選擇的陣地。由Quest Mobile在2019年發布的《在校大學生洞察報告》顯示，年輕人的微信人均使用時長相較2018年下降了6.3%。由凱度發布的《2018年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顯示，社交媒體對用戶產生消極影響的比例，從2017年的89%上升至93%。

伴隨著社交網絡無孔不入地蔓延，它帶來的消極影響正大范圍侵蝕個體的心靈。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曾用“群體性孤獨”來形容信息技術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人過多地依賴信息技術與人進行交流時，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反而變弱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讓人形成幾種錯覺：一、我們可以把精力分配到任何我們想關注的地方;二、總會有人傾聽我們;三、我們永遠都不用獨自一人。特克爾認為，社交媒體加深了“我分享，故我在”的思維定勢，讓人通過不斷地分享行為來確認自身的存在感，聯系別人僅僅是為了減少焦慮，這既不會加深我們與對方的連接，也難以讓自己從孤獨中解脫。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也曾在《透明社會》一書中對信息時代否定一切距離的氛圍敲響警鐘，他認為這樣一種“透明社會”無益于人類心靈的棲居，因為人類靈魂需要另一種空間：“在那里沒有他者的目光，它可以自在存在。它身上有一種不可穿透性。完全的照明會灼傷它，引起某種精神上的倦態。”

自從開啟社交降級后，我感到自己終于從眾多無意義的社交活動中解放出來，輕松地解除了被復雜欲望越捆越深的枷鎖。外出旅行或是跟朋友聚會時，我不再花更多時間專門拍照，而是靜心享受所到之處的美景美食，專注于跟身邊人相處的點點滴滴。我也不再焦慮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分量，而是精心打理每一段獨處的時光，真摯且實在地擁抱生活。或許，這已經開始接近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所提倡的“親近世界的倦怠”：隨著自我逐漸弱化，自我存在的重心從自我轉移到世界。現在，我也可以像漢德克那樣悠悠地說出：“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歸到世界之中。”

如果再讓我重新回答一次三年前面試官的問題，我想對他說：“活在朋友圈的人，未免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