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建立反家暴社會支持體系的過程中，經歷著觀念、制度、體系的撕扯與磨合。對家暴“零容忍”已成社會共識，但在每一個具體個案中，“反家暴”推動者們看到的是受害者復雜的生存困境。

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

過去一年，由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源眾服務中心”)運營的“家暴求助”微信小程序，共收到1117條在線咨詢，完成了6000余次危險性自評，其中，家庭暴力占到總求助量的90%左右，未成年人咨詢占比30%。

每天早上，源眾服務中心項目官員王卓盈會將前一天的所有在線咨詢內容導出，包括個人信息、家庭暴力類型、最近一次發生家暴的時間、受家暴時長等，歸納梳理至Excel后，再發到志愿者律師群，待他們進行回訪。

在回訪過程中，大部分咨詢者留下的電話號碼根本無法接通，有的人會等律師自我介紹結束后掛斷電話，有的人會直接拒絕添加微信好友，有的人即使添加為好友，也會表示暫時不用回訪了……最終可以形成心理咨詢、法律援助的個案僅占全部咨詢的3%。

“當惡性家暴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時，家暴求助小程序的訪問量就會迅速增加，電話咨詢也會隨即變多。”王卓盈說。然而，“難以離開”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一，也是處理家暴個案的難點之一。

家庭暴力是暴力行為，

是一種權力控制

今年3月，劉小曉與前夫協議離婚后，在商談財產分割問題時，遭到前夫的暴力毆打，導致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雙腿無法行走。劉小曉告訴王卓盈，她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前夫賠付所有醫療費用，并完成離婚財產分割，歸還屬于她的個人財產。

截至7月末，劉小曉的雙膝已經經歷了大大小小共7次手術。“4月19日，劉小曉收到傷情鑒定書，經司法鑒定為輕傷二級，在當地派出所完成筆錄后，民警卻建議雙方當事人調解。”王卓盈表示，一般情況下，只有公安機關立案，才能進入司法程序。

在具體的家暴案件推進過程中，人為推動很重要。為了幫劉小曉推動案件進展，王卓盈和負責的律師決定前往當地，與派出所民警進行溝通——必須得立案。

王卓盈入行一年。她原本以為法律如何規定，相關部門便如何執行，但事實并非如此，法律規定與公檢法實踐之間確實存在鴻溝。比如，遭受精神暴力的人去報警，雖然法律上有所規定，但很可能達不到行政處罰的標準;一些家庭暴力行為，被認定為夫妻矛盾、家庭糾紛，只能一次次調解;一些地方法院，至今也無法出具家暴受害者申請的人身安全保護令。

源眾服務中心創始人李瑩說：“家庭暴力是暴力行為，是一種權力控制。而家庭糾紛也許有暴力行為，但可能是偶發的、沖動之下的推搡，不會特別嚴重。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夫妻雙方的關系是否平等。”家庭暴力與家庭糾紛的表現形式和權力關系，完全不同。

美國家暴咨詢專家倫迪·班克羅夫特在《他為什么打我：家庭暴力的識別與自救》中寫道：“‘家暴’一詞，關乎權力。”意思是，某人利用力量的不平衡去剝削和控制別人。只要存在力量不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之間、大人和小孩之間，或者富人和窮人之間，有些人就會利用家暴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由此看出，如果夫妻正在經歷嚴重的家暴，并形成了暴力循環，一味調和，可能會給當事人帶來很大的人身安全風險。

很多人認為這是“家務事”，

向外界求助充滿恥感

在家暴求助小程序上，咨詢者可以通過危險性自評，判斷自己的處境。危險性自評的結果分為高危、中危、低危三個等級，小程序會根據測試結果給用戶對應的建議。“高危”建議盡快尋求外部幫助，“中危”要建立應對意識、開始采取措施，“低危”是建立有效溝通方式。

除了自評，王卓盈也會通過用戶在線咨詢里的自述、受家暴時長和最近一次發生家暴的時間來綜合判斷家暴的危險性。對于危險級別較高的咨詢者，她會優先安排律師進行回訪。

然而，“只有非常堅定要與施暴者分開的人，或者本身對家暴敏感度比較高的人，才會接受律師的回訪”。

王卓盈認為，大部分咨詢者最終選擇拒絕回訪的原因是，家暴發生后不久，施暴者會進行道歉，兩個人重歸于好，進入蜜月期。大部分受害者在非必要情況下，并不愿意回憶被家暴的經歷。

李瑩在《走到春暖花開：一位女律師辦案手記》中提及的冬梅與丈夫田強、山桃與丈夫盧旺、杜鵑與丈夫王大川等人，都循環往復地經歷著家暴的三個階段，即矛盾爆發期、蜜月期和矛盾聚集期。

丈夫因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對妻子大打出手，二人進入矛盾爆發期;等情緒宣泄完，他再回過頭向妻子道歉認錯，兩人重歸于好;好景不長，夫妻雙方會再次出現輕微的摩擦和暴力，直到矛盾再次爆發，進入矛盾聚集期。這種循環式的家暴，嚴重程度會逐漸升級。

家暴的本質是一種長期的、反復的、系統性的行為。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第一次發生家暴時有效應對，家暴可能就會無數次地發生。

截至7月底，家暴求助小程序共收到1117條在線咨詢，而源眾服務中心向求助者提供的緊急生活救助金、緊急心理支持和緊急法律援助，卻僅占咨詢量的3%。

關于求助咨詢數與最終形成的個案數相差甚大，李瑩在采訪中表示，這種“倒三角”情況反映了家庭暴力求助的艱難性，很多人依然認為這是“家務事”，向外界求助時會有恥感。

這種恥感的產生基于傳統的家庭觀念、個人對于家暴不自覺的恐懼，以及親密關系中的難以啟齒，這是一種復雜且矛盾的內在感受。

很多經歷家庭暴力的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

27歲的張琦，在過去一年里多次遭到前夫對她的暴力行為，先是辱罵、推搡，再到暴力毆打。兩人離婚后，前夫還不止一次求原諒，張琦有過動搖，直到有一次兩人逛街時，前夫再次將她推倒在地，并動手打了她。

張琦將被打的遭遇告訴父母，表示想報警。她得到的卻是父母的否定——不想將事情鬧大。她鼓足勇氣去報警，民警認為這屬于伴侶鬧矛盾，并未出具告誡書，但當面批評、教育了前夫。至此，兩人才徹底分開。

在對家暴的認定中，不僅公權力存在不確定性，處于家暴中的受害者的生活環境、父母的觀念、周圍人的意識，也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對于家暴行為的認定，一部分家暴受害者甚至需要反復從外界獲得確認。

“這樣的經歷到底算不算家暴?”這是在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后臺，詢問最多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庭暴力法》)中的解釋，明確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大多數經歷家庭暴力折磨的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調查顯示，面對家暴，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選擇報警。

一直以來，公權力如何介入家庭關系，存在很多說法。有人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因家庭作為公民的私人空間，傳統觀念認為公權力一般不便過多干預;也有人認為，公權力的過多介入，有可能激化夫妻矛盾。

王卓盈在協助解決家暴個案的過程中，常常會發現民警不愿開告誡書，法院不愿出具人身安全保護令，一些律師對當事人(受暴者)所處的多重困境是漠視的，也很難理解當事人常常表現出來的糾結、搖擺和退縮。

李瑩在采訪中表示，她會送法官《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希望他們能看到身處男權壓制下的女性的真實處境;也會送上野千鶴子的《始于極限》《快樂上等》給律師朋友和心理咨詢師，因為只有建立更加開放的性別觀念，他們才能在受害者找上門時，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任何法律制度的推廣與應用，都伴隨著學習、理解、適用的過程。《反家庭暴力法》剛實施時，李瑩和她的團隊一直致力于對公安、婦聯、律師、社工等全國各地基層執法人員進行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專業的家庭暴力知識、社會性別觀念等。

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復，

才有可能徹底擺脫暴力關系

有網友說，自己的母親二婚后，被打了20年，他也被打，于是結婚后帶著母親一起生活。不承想母親又跑回丈夫的家，結果再次被打，鬧得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報警，找村干部、找婦女主任，然而最后母親還是原諒了丈夫，但網友表示自己不會原諒。也有網友表示，曾幾何時，自己非常看不起和母親一樣遭受家暴且長時間隱忍的女人，不明白她們為什么沒有骨氣離開……

在《走到春暖花開：一位女律師辦案手記》中，李瑩提到了冬梅的故事。2016年，因為遭受丈夫家暴，冬梅抱著3歲的孩子從家里逃了出來，李瑩幫助冬梅申請到首個人身安全保護令，并幫助她順利完成訴訟離婚，幫她找到合適的出租房，婦聯也幫孩子辦理了轉學。但沒過多久，冬梅又回到前夫身邊。

李瑩說：“從源眾服務中心大量的個案情況來看，大部分遭受家暴的受害者會選擇繼續留在婚姻里。無論她是撤訴，還是復婚，我們都會尊重本人的真實意愿，理解她的選擇。因為我們不是她，她最后的選擇，有她的理由。”

為什么家暴受害者難以離開?李瑩在自己的書中寫到，這與受害者面臨的多重困境有關，也與特殊的心理狀態有關。在大眾認知里，家暴往往被認為是小事，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揚，這些觀念像枷鎖一樣禁錮了她們的思想;家暴受害者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又很久沒有工作，如果離婚，沒法養活自己和孩子;還有人是為了孩子，認為孩子不能沒有爸爸——單親家庭很多時候會受歧視;她們甚至會受到威脅，如果想再婚，施暴者就揚言要殺害其全家。當然，也有公權力介入乏力、支持不足的原因。這些原因往往交織存在，讓她們陷入現實的困境里。

美國臨床心理學家雷諾爾·沃科在對數百名受家暴女性進行研究后發現，很多經受家暴的婦女會因為習得性無助，變得難以離開施暴者。雷諾爾·沃科將這種特殊的心理與行為模式稱為“受虐婦女綜合征”。

李瑩說：“長期遭受家暴的女性一直處于恐懼、焦慮、無助、認命的精神狀態里，內心處于一種癱瘓狀態，她們會不自主地強化對方的能力，矮化自己的能力，沒有辦法客觀地認識現實狀況。”

另外，長期遭受家暴者還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李瑩解釋說：“劫匪與人質在相處的過程中，雙方的心理會發生變化，人質會理解劫匪，會認同劫匪，如果劫匪有一些非常溫情的行為，人質會很感動，以失去理性的狀態對待劫匪。”

研究顯示，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復，才有可能徹底擺脫暴力關系。

就像電影《消失的她》中，沈曼對李木子說：“你不要相信一個賭徒會改。”李瑩說，同樣，施暴者也不會主動停止暴力行為。

反家暴，需要建立多機構聯動的社會支持體系

在具體的家暴個案中，如果受害者需要法律支持，王卓盈首先判斷家暴受害者是否存在傷情，如果有，先取證——去醫院檢查，拍傷情照片，將其作為固定證據進行保密式保存。她會告訴受害者先下載網盤，上傳照片后設置為私密狀態，并設置密碼。

2016年后，源眾服務中心將服務調整為以法律援助為核心的綜合性支持模式，同時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援助、醫療救助、心理支持、生活救助等多方面的支持服務。

“反家暴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家機構無法解決家暴受害者的所有問題。”李瑩認為，反家暴需要建立一個多機構聯動的社會支持體系，這里面涉及派出所、社區、法院、檢察院、司法局、醫院、學校、民政、專業性社會服務機構等多機構、多部門的支持。而當下，中國反家暴的聯動機制并沒有有效建立起來，庇護機制也沒有被有效激活。

《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確表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機構，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有關部門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婦聯沒有行政執法權力，調動各部門的能力很有限。在具體的聯動機制中，以什么樣的方式聯動?誰來牽頭?如何配合?結案標準是什么?

目前國內各地區的庇護所大多設立在救助站，可提供10日的庇護，但地點偏僻，也無法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入住門檻較高，知曉度非常低。而在美國的庇護所，遭受暴力的女性可以在庇護所居住3—24個月，并得到綜合性的庇護，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就業培訓等。

李瑩從2002年開始關注婦女兒童權益，受理了500起與家庭暴力、性騷擾、撫養權有關的案件。作為中國反家暴的見證者與推動者之一，她感受到大眾對家暴“零容忍”的社會共識已經形成;在具體的家庭暴力案件辦理過程中，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時間大大縮短，現在最快僅需6小時;公安機關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的數量也明顯增多。另外，部分城市成立了婦女和少年兒童權益保障專業化人民法庭，法官的理念、專業性、專業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