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與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間發生車禍，導致肝臟破裂，失血嚴重，有生命危險，被緊急送至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治療。后經當地多方會診救治，女子脫離險情，回到上海繼續治療。

然而，這起車禍帶來的紛爭遠未平息。

該女子脫險后在社交媒體發布短視頻稱，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過上海市衛健委聯系西藏阿里地區，協調上海援藏醫療專家為其進行治療，還發動了阿里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最終用7000多毫升血將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隨后，她又支付120萬元通過醫療包機轉運到四川華西醫院。

視頻很快引起關注，不少網民質疑，“小姑姑”是誰?為何能讓上海市衛健委調動援藏醫療專家?還能發動阿里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120萬元醫療包機轉運是如何籌集的?整個救治過程中，是否存在通過關系借助公權力調用公共資源的情況?

由上海報業集團上觀新聞、話人間多位記者組成的聯合采訪報道組通過連日來蹲點調查，采訪了余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參與余女士搶救工作的上海援藏醫生，以及余女士家所在居委會等各個方面，厘清了事件發生的前后經過。

問題1：到底有沒有發動“全體公務人員”獻血?是誰獻的血?

據陶先生回憶，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進入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治療的第二天，醫生反饋“血可能不太夠了”。

后來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醫生、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表示，根據病程記錄，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壓仍然不穩，14-15日兩天在醫院輸血就達到2800ml。他回憶，10月16日凌晨4時，余女士被送到ICU繼續搶救，患者最終在治療中總共輸A型血約7000ml，生命體征才平穩下來，“如果沒有輸血肯定是救不回來了”。

“這是我們多方動員的結果，確實不是有組織的。”陶先生說道，“醫院說病人情況很危急，所以幫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我還在一個社交軟件發帖了，問有沒有在阿里的朋友，幫忙來輸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讓他們去問問阿里這邊有沒有熟人給我們一些幫助。”

記者從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確實有干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阿里醫院工作人員稱，血庫庫存告急后，醫院向職工、社會人員求助，家屬也向當地多個部門求助，有不少當地人來獻血，其中有幾十名公職人員。前述政府工作人員還表示，阿里地區醫療條件相對落后，血液庫存本來就很緊張，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職工都會自愿獻血。

陶先生說，車禍發生后，他還曾求處理車禍的民警幫忙獻血，熱心民警為此還發了朋友圈。另外，他還求主治醫生幫他聯系詢問有沒有醫護人員獻血。

“我當時見人就問，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說，自己也去驗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陸續有人獻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隊員以及很多熱心人士。最終，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療的希望。

問題2：“小姑姑”是誰?

上海市衛健委表示，經核實，網傳“患者小姑姑聯系了上海衛健委，衛健委聯系了阿里部門，動用阿里地區所有公務員為其獻血”的說法不實，無上海市衛健委人員認識患者及家屬或接到過他們的請托。

余母回憶，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兒出事的電話。15日到拉薩后，已錯過當天去往阿里的班機，到達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是10月16日中午。“當時女婿說好心人已經給她獻過血了，生命體征漸漸平穩，但還沒有度過危險期。只知道在我們到醫院前的半小時，從日喀則來的上海援藏醫生剛剛到現場，已經進去會診了。”

陶先生回憶，當時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員求助。其中，已經退休的小姑姑將消息轉給了在上海奉賢某銀行工作的兒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事發后，“小姑姑”聯系到兒媳，兒媳又求助單位領導，其間有多位熱心人士接力傳遞信息，最后聯絡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針對此事給出回應：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上海援藏醫療隊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請求選派醫療專家赴阿里開展緊急支援的函。經緊急商議，上海援藏醫療隊本著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職責，決定選派一名醫療專家前往阿里，參與病患會診。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關系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問題3：余女士受傷當日發生了什么事情?救助過程中為何有上海醫生介入?

據余女士回憶，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舉辦婚禮后，10月1日兩人就開始自駕前往新疆、西藏。

陶先生回憶，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達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余女士感覺自己缺氧，就把雙腳放在副駕駛前方，出事時人幾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

陶先生稱，駕駛車輛的他出現高原反應沒有及時吸氧，撞到了路邊柱子。妻子余女士因為安全帶綁的角度不好，強烈的撞擊勒破了肝臟。

出車禍之后，余女士感覺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辦法報警。“當時我們倆手機都沒信號，好在有個路過的好心大哥幫我們撥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說。

翁昊根據病程記錄介紹，余女士入院時是創傷性休克狀態。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臟挫裂傷，診斷為失血性休克、腹部閉合性損傷(肝破裂)、胸部損傷、肋骨骨折、肺挫傷。當日22時，陜西省援藏醫療隊在阿里當地參與幫助進行了首次緊急手術，剖腹探查后，進行肝破裂修補+膽囊切除+紗布填塞止血，腹腔內有超過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術時間長達五六小時。

“當時醫生跟我說還是要做好心理準備，然后就把小余推進ICU搶救了。大概過了一個小時，醫生又跟我講說‘人不行了’，讓我進去看一眼，我就撥通了小余父母的視頻電話，三個人一起鼓勵她堅持下去”，陶先生說，“當時簽了有多少病危通知書我也記不清了，反正十幾頁紙是有的。”

據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發出的請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當時情況危急，急需肝膽外科專家支援。

上海市第九批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隊隊長、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王慶華表示，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決定選派上海援藏醫療專家、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參與救治。考慮到要從海拔3800米的日喀則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須保障翁昊醫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衛健委作了報備。

接診醫生翁昊說，醫療機構間的“函”并非政府部門的公函，而是正式的會診單。由于西藏地區幅員遼闊，目前醫療資源仍相對有限，各地援藏醫療隊異地會診、參與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憶，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喀則援藏，“西藏車禍傷患者其實不少，我曾經參與救治日喀則一例東北游客車禍傷者，當時也是緊急搶救，立即開展遠程會診進行討論和搶救，這里的醫療條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當地醫院都會盡全力集合現有的醫療資源開展救援。”

翁昊告訴記者，援藏期間他接診過多例因車禍外傷緊急送醫的患者，但像余女士這樣的嚴重傷員比較罕見。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職責，所以我們會盡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說。

問題4：包機的決定是怎么做出的，包機的錢又是怎么籌集的?當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脈關系?

翁昊說，10月17日會診時，因患者情況較之前穩定，患者家屬提出醫療包機轉運治療，各方專家討論后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時30分，患者及兩名陪同家屬由救護車送至阿里昆莎機場。飛機于當天17時左右降落成都雙流機場，由救護車送往華西醫院，翁昊也于次日返回日喀則。

余父告訴記者，之所以做出包機轉運治療的決定，也是因當地醫生告知，高原環境下很多生命體征都會出現異常狀況，“比如我女兒的凝血功能指標極低，必須輸全血”。

決定包機后，陶先生開始在網上找包機轉院的資源，還聯系了以前有過包機轉院經歷的患者家屬咨詢流程。“當時有不少航空醫療服務商主動來聯系，最終我們選擇了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商談的價格是110萬元人民幣。”

籌錢先于包機決定。余母說：“當時我乘坐飛機剛到西藏，有朋友告訴我可以包機轉院，就是費用高達百萬元。我就立馬跟公司老板、身邊同事、親戚借錢。最后是公司幾個領導給我湊了120萬元，親戚朋友又陸續轉賬了一些讓我應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嗎，我們家沒有那么多積蓄，女兒還剛結婚。但我們只有這唯一一個女兒，所以不管怎么樣也要救命。”余母說道。

余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賢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負責人陳先生告訴記者，10月15日余母向他求助借錢。“我一開始以為是騙子，專門打了電話給她，她在電話里把情況跟我說了。”陳先生說，余母在他們公司服務已十多年，彼此熟識，也都是朋友。陳先生聽到余母說包機需要一百多萬元，他和公司幾個朋友共同湊錢。轉賬記錄顯示，10月15日、16日兩天，余母收到總計轉賬給她的120萬元。

當時為什么不選擇直接返回上海的醫院?余母解釋，當時包機先到四川華西醫院，是她做出的決定。“我在網上看到，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和華西醫院以前有相關轉運的記錄，而且和醫院的銜接比較好，華西醫院的醫療資源也不錯。主要當時女兒也不能承受更遠途的路程，據說包機直接回上海價格也會翻倍，所以就決定去四川的醫院。”

公開信息顯示，從西藏包機飛往成都等地治療重癥病人并非特例。陶先生說，他聽說此前有位患者通過上述公司包機飛往華西醫院，便打聽到該患者家人，詢問了包機情況，對方也給了公司聯系人信息。最終余女士一家確定的灣流G550公務機，由海南經緯航空醫療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余女士包機飛到了四川成都。余母回憶，在阿里期間，陶先生一直在接受當地交警調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著他，去往機場之前他們曾請求警方幫助護送救護車到機場。“女兒的情況很嚴重，轉機時間也很緊急，熱心民警幫了我們。”余母說。

記者從有關部門、當地居委會，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講述中確認，余女士今年27歲，目前就職于上海某銀行支行，擔任大廳助理，為第三方勞務派遣人員，合同在人才服務公司。余父原來從事過貨運，有30多年駕齡，現在上海奉賢一家公司做班車司機。余母就職于一家企業，從事財務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歲，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練。陶先生的父母也無公職，父親70多歲，退休前在奉賢一家私營工廠工作，母親則經營一家小服裝門店。另從居委干部、周邊鄰居處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區，建于2002年，余女士父母2003年購入該房后，長期在這里居住，為唯一住房。今年余女士和陶先生結婚后，搬到附近3公里外的婚房，該小區建于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

問題5：視頻截圖中陶先生為什么要和余女士說“后來我小姑姑聯系了上海市衛健委，衛健委聯系了阿里，動用了阿里所有公務人員獻血”?

陶先生回憶，當時說這些話有一個背景，“妻子剛剛從昏迷中清醒，還插著喉管，說不了話，她就用微信給我發了一串省略號，還說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這么久，剛醒過來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訴她家里人都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點說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勵她積極配合治療。”

“我告訴她‘全體的公務人員去獻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講的，因為我想讓她知道這次救援來之不易。”陶先生對自己當時那句隨口夸大的話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妻子出事后，包括他小姑姑在內的很多親友都被他發動起來去找人求助。但這些幫助聯絡究竟起到什么具體作用，他并不清楚。

后來余女士身體逐漸轉好，陶先生鼓勵她可以將大難不死的經歷寫下來留個紀念，于是她就編輯了那條視頻。之所以發布視頻，余女士坦言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難不死，應該留個記錄紀念一下，然后我就編輯了這個視頻。”余女士說，她的抖音賬號只有100多個粉絲，沒想到后來事情會發酵如此之大。“結果這條視頻發出去以后，瀏覽量很快就達到20萬了，還有人發一些惡毒的評論，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類的，我就把視頻刪掉了。”余女士承認，自己視頻中表達不準確、措辭不當，有多處言語夸張。

陶先生也多次表達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網上輿情爆發后，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評他，“你怎么能這樣不顧事實，夸大其辭?”余女士在采訪中多次內疚地說：“看到網絡上各種言論和猜測，感覺到讓很多無辜的人受到牽連，這兩天忍不住要哭，覺得對不起那些真誠幫助過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