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統計年鑒2023》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已正式開啟了人口負增長的進程。梁建章認為，內卷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期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3》顯示，從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共有11個省份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正增長，西藏、寧夏、貴州、青海和廣東位居前五。有20個省份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其中，有7個省份去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正轉負。2022年我國出生人口956萬人，比2021年減少106萬人，正式開啟了人口負增長的進程。

面對人口負增長，今年以來各地出臺了不少舉措，12月12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發展銀發經濟，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

如何扭轉“不敢生、不愿生”的社會心態?低生育率又會對人口流動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產業會被重塑?為何東亞經濟圈會普遍陷入人口負增長?隨著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現，未來的經濟發展是否會減少對人口數量的依賴?近期，人口經濟學家、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接受《有識》欄目“人口十問”系列訪談，他認為國內已有多個地方政府先后出臺育兒補貼政策，但相對于高昂的育兒成本來說，仍遠遠不夠，未來中國的基建和工廠的建設需求趨于飽和，所以完全有能力從超額的用于固定資產的投資，拿出一部分來補貼生育。2022年中國GDP達到121萬億元，如果拿出GDP的2%來補貼生育，約相當于2.4萬億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補貼1500元計算，即平均每孩每年補貼1.8萬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那么補貼當年出生人口需1800億元。

對于中日韓等東亞國家普遍陷入人口負增長的問題，梁建章總結認為，東亞文化更注重對孩子的教育投入，東亞三國都是出了名的內卷嚴重，內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據世界銀行和OECD的數據，中國學生平均每周學習的時間比發達國家多了十幾個小時，幾乎是世界上最長的。

以下是文字實錄：

1、韓國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9月韓國共有18707名嬰兒出生，比去年同期減少14.6%。這是自2020年11月以來的最大同比降幅。與此同時，死亡人口數量為28364人，同比增長3%，當月人口自然減少9657人。這是韓國連續第47個月人口負增長。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人口動態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1至9月的出生人數為56.9656萬人，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5.0%，連續8年創新低。2022年末中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開啟了人口負增長的進程。為什么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圈均驚人相似地陷入人口負增長?

梁建章：首先，東亞文化圈所面臨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下，東亞的生育率更低。東亞文化更注重對孩子的教育投入，東亞三國都是出了名的內卷嚴重，內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內卷”這個詞最近兩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當。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它們會繼續增加焦慮，讓家長們在高考篩選的“劇場”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負。

據世界銀行和OECD的數據，中國學生平均每周學習的時間比發達國家多了十幾個小時，幾乎是世界上最長的。相比上一代人，現在進入高考考場的18歲學生多花了幾千小時的學習時間，但學生所學的內容和學生的實際能力并沒有提高，考試之外的其他能力還可能下降了。

中國青少年睡眠不足現象繼續惡化，95.5%的小學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達不到標準。還有很多學生第一次高考成績不理想，情愿浪費一年時間復讀，甚至有些還被拿出來當作勵志的典范。復讀不是學習新的知識，完全是為了應試刷題，這是對個人生命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高考和中考，是以前高等教育資源非常稀缺時遺留下來的教育制度。高考和中考，使得家長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學壓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給孩子補課。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教育負擔，無論是學習時間和費用還是家長輔導學習的時間幾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教育改革必須知難而上，只有大膽改革現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決當前教育效率低下所帶來的巨大社會問題面對當前的困境。

此外，東亞國家的工作時間過長，也會導致育兒時間縮短。根據OECD的數據，2022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1901小時，而歐盟國家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1571小時。

2、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提交的一份報告指出，初步測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全球排名倒數第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2)》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全國15歲以上單身人口為2.39億人。與此同時，年輕人婚育年齡普遍推遲，《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顯示，2020年我國的平均初婚年齡28.67歲，比2010的24.89歲增加了3.78歲。為了提高生育率，全國各地的“催生”政策密集出臺。各地推出的免學費、增補貼等措施能否扭轉“不敢生、不愿生”的社會心態?低生育率又會對人口流動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產業會被重塑?

梁建章：到目前為止，國內已有多個地方政府先后出臺育兒補貼政策，但相對于高昂的育兒成本來說，仍是遠遠不夠的，未來中國的基建和工廠的建設需求趨于飽和，所以完全有能力從超額的用于固定資產的投資，拿出一部分來補貼生育。

2022年中國GDP達到121萬億元，如果拿出GDP的2%來補貼生育，約相當于2.4萬億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補貼1500元計算，即平均每孩每年補貼1.8萬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那么補貼當年出生人口需1800億元。如果追溯到五年前的家庭，第一年的補貼金額可能需要9000億元，以后逐步增加。法國和北歐國家等生育率較高的發達國家，每年拿出GDP的3%以上用于生育補貼等家庭福利開支。中國的生育率要提升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拿出GDP的2%-3%來鼓勵生育。

由于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2040年以后，中國的人口結構將嚴重老化，并且人口規模也會開始急劇萎縮，這些急劇的人口變化，將對中國的經濟尤其是創新能力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影響最大的是嬰幼兒產業，現在奶粉需求已經下降很多。而且很多地方幼兒園開始關停了，因為幾年前新出生人口數量腰斬了。未來有些小學、中學、大學也會關，人口的負增長對教育影響是最快的。

房地產跟其他的大宗商品不一樣，它是一個長期的使用價值。其實現在房地產低迷，跟我們新出生人口跌得這么厲害，造成對房地產的未來需求預期不樂觀是有關系的。如果能夠通過鼓勵生育政策恢復對人口預期的信心，對房地產可能有比較快速的提振投資的效果。

而對于旅游行業而言，旅游其實不太受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影響。因為人們最旺盛的旅游需求年齡差不多是60歲左右。這部分人群剛剛退休，有閑又比較有錢，所以對旅游業的影響反而比較小。當然延伸出來，人均壽命不斷延長，對健康產業也可能影響很小。

在一個老齡化社會中，養老是昂貴的，政府可能不得不降低養老福利金，因此，大多數人越來越多地需要依靠私人儲蓄或者投資進行養老，從而導致老齡化社會的金融業更加繁榮;醫療保健也將成為一個快速增長的行業，因為老年人將會花費更多金錢來延長壽命;而娛樂和旅游業依然是朝陽產業，因為它涉及人類的精神需求，即使人口已經老齡化，旅游業和娛樂業也將在整體經濟中占據越來越大的份額。

3、你提出過一個 “人口創新力模型”的分析框架：人口的創新力等于人口數量跟人口能力，還有內部交流跟外部交流。這些年來，你一直擔憂人口問題，但隨著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出現，一些崗位完全可以被替代，未來的經濟發展是否會減少對人口數量的依賴?

梁建章：有一種說法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們就不需要這么多的人口了。這個認識是錯誤的，人工智能不會導致失業率的整體飆升，而是會有更多人轉向精神需求產業尤其是創新產業。所以人口減少最大的負面效應，不是養老問題而是抑制創新。中國這幾年的每年新出生人口出現斷崖式下滑，未來年輕人口規模的萎縮，將削弱創新人才的規模效應。這種規模效應在人工智能領域尤其重要，因為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用戶生成的數據進行訓練，大量的消費群體是人工智能時代非常重要的創新要素。未來創新產業的經濟占比會越來越高，而新生人口的下降，將嚴重影響一代人以后的中國科技水平和綜合國力。

另外，生孩子是不是一個精神需求?可不可以自動化?顯然部分涉及精神需求，因為孩子可以帶來獨特的成就感和親情。但是生孩子還有很高的成本，根據育媧人口的研究報告，中國每個孩子十八歲之前平均需要約五十萬元的直接養育成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直接養育成本則接近一百萬元)，中國家長花在教育的時間成本也很高。短期來看，人工智能很難大幅降低養育的成本，所以還是要靠政府采取生育減負和教育改革的措施來減輕負擔。如果能夠大幅降低養育的負擔，那么生孩子作為人類的本能需求還是會被充分釋放，所以我一貫呼吁盡快出臺生育減負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