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表示：中國人口會長期處于負增長階段。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國民經濟數據，除GDP增長5.2%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國的人口數據：2023年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

未來的人口變化趨勢如何?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哪些變化和影響?近年來，全國多地正在積極推出各項生育支持政策，如額度不斷提高的育兒補貼;時間不斷延長的產假、育兒假等等。那么，什么樣的生育支持政策才能起到實效?對此，17日，話人間記者專訪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

“從今天開始想方設法地提振生育率，解決的不是未來三五十年內的人口問題，而是解決更長遠的30年、50年以后的人口快速減少的問題，對此要有足夠的認識。”原新表示，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負增長最初時期常伴有人口增減交替的波動。按人口規模性變化和“三年疫情”影響，2023年人口負增長比2022年更甚，2022年為-85萬人，2023年為-208萬人，但2024年，生肖龍年和“三年疫情”之后生育反彈，人口負增長可能會緩和一些。

人口總量未來將長期保持下降趨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新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23》(下稱“報告”)提出，近12年來，中國先后出現了勞動年齡人口達峰和人口總量達峰兩個重大轉折點，當前我國的人口總量已處于峰值期，未來較長時間內將保持下降趨勢。

報告稱，中國人口減少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客觀結果，但中國工業化速度更快，導致人口減少也出現得更早。機構普遍預測，到2035年中國總人口在14億人左右，到2050年中國總人口在13億人左右。

原新在接受話人間記者采訪時表示，2022年是我國人口負增長起始年，國際經驗表明，人口負增長最初時期常伴有人口增減交替的波動。受“三年疫情”、育齡女性減少、生育意愿疲軟、生育行為低迷、遲婚遲育甚至單身不育等現象的影響，2023年的人口負增長比2022年更甚;

“2024年受生肖龍年和‘三年疫情’后生育反彈的影響，人口負增長也許會緩和一點。”原新談到，但是，長周期的內生性人口負增長的大趨勢木已成舟。

原新分析，未來30年，無論生育率水平高與低，總人口減少的速度相對溫和，但是總人口遠期的減量卻十分劇烈，這是人口發展規律。他強調，后天的人口問題我們必須從今天開始著手干預，絕對不能等到明天才動手，解決人口問題必須要有足夠的提前量，要有遠視和全局觀。

主動適應人口發展新形勢

持續的人口負增長所引發的人口總量減少，將對我國的經濟社會帶來哪些影響?我們該如何應對接下來的人口變化?

“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所形成的一系列的人口現象是長期的少子化和長壽化的人口發展的規律使然，如果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匹配，就不會產生更大的問題，如果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就一定會形成問題和挑戰，這是老齡社會問題。”原新表示。

原新認為，從應對的角度來說，應有觀念的更新，要樹立積極應對老齡社會的觀念。他提出12個字：科學認識、主動適應、積極應對。

“既然整個社會在未來很長的時期內呈現人口老齡化和負增長的情形，我們會長期生活在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環境中，那就應該主動地去適應這種變遷，要充分認識和挖掘新的機遇。”原新解釋說，在這個基礎之上，還積極地應對老齡社會和人口負增長所產生的一系列的挑戰，直面困難，要想方設法去應對。

話人間記者注意到，2023年5月，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要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生育率提升是緩慢過程需要長期努力

近年來，多地都在探索各類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包括建設普惠性托兒所幼兒園、生育津貼等經濟支持、產假延長、陪護假設立等等，還有的地方開始探索將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等支持政策。此外，從環境塑造方面來看，提出了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為多生孩子的家庭創造家庭支持、社會支持、政府支持的友好輿論環境。

無論是中央的生育支持政策還是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是不是就一定能夠產生很好的生育效果?對此，原新坦言，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也有人說我們投入的太少，經濟支持力度不夠，但是現實中去看一下 OECD 國家(經合組織國家)，例如一些北歐的發達國家，在過去的10年、20年當中，關于生育友好的家庭支持公共政策的投資甚至已經占到了整個GDP的3%左右，但是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并沒有明顯的回升，當然也沒有降到更低水平。”原新提到，投入在生育、養育、教育的過程中非常重要。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對于家庭生育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應該看到間接成本以及影子成本。比如文化的改變。

他表示，現在60歲以上的人們，他們的人生經歷是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傳統文化氛圍。上世紀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們人生中所創造財富的生產性年齡段的收入水平，大概也就是兩位數的工資水平，而且那個時代雙職工的家庭也不多，但當時的生育率高達6以上，城市平均生育3-5個孩子，農村平均大概生到6-8個孩子。那個時代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從舊中國過來的農民，他們也沒有什么社會保障。換句話說，掙兩位數的工資要養活三代人且家庭人口數量眾多，相對于兩位數的工資收入而言，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們為什么多生?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觀念所決定的，大家庭的文化要傳宗接代，要養兒防老，要增加家庭勞動力，普遍認為一生當中不結婚不成家，似乎人生不完美;成了家以后不生孩子，會認為家庭不完整。所以在這樣一個文化驅動之下，實際上即便是經濟收入很低，他們也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到今天生育的主體是90后和00后，參加工作的收入至少在四位數到五位數，幾千到上萬的收入相比于今天的房價和生養成本等各個方面來說的確也不算很高，但是相對于他們的爺爺奶奶那一輩來說，相對性收入還是很高的，可他們為什么只生一孩甚至連一個孩子都不愿意生了，有的甚至連婚都不愿意結了?”原新認為，這是文化和觀念的改變，現在這一代年輕人更多強調自我的文化中心，以自我發展為核心。如果說上一代、再上一代人，他們的生活是為了家庭的孩子，為了家庭的幸福為中心的話，那么這一代年輕人現在更多的是強調自我的發展，自我為中心的一系列的活動。如果有一些因素影響到了自我的發展，那可能真的就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包括婚姻家庭，也包括生育孩子。

原新坦言，文化的改變不是在二三十年的時間當中就能夠變化的，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不要期盼著生育支持政策到位生育率就一蹴而就地提升，或者說在短期內有明顯的提升。提振生育率是一個慢變量，生育率提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提振生育率，我們需要做大量艱苦卓絕的工作，需要長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