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省，迎來罕見洗牌。

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四川GDP總量為60132.9億元，同比增長6%，首度躋身6萬億俱樂部。

隨后，河南披露最新經濟數據，2023年河南GDP總量為59132.39億元，同比增長4.1%。

這意味著，四川經濟總量超過河南，首次躍居中國經濟第五大省，且躋身中西部經濟第一大省之位。

01

中西部經濟第一大省，何以易主?

眾所周知，早在2022年，河南經濟總量就一度突破6萬億大關，繼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之后，成為中國第五個6萬億大省。

然而，時隔一年，河南2023年經濟仍舊保持增長，實際增速達到4.1%，但GDP總量卻回落到5.91萬億，未能進入6萬億俱樂部。

為什么會這樣?

這背后，主要是統計因素所致。

根據當地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河南下調了2022年GDP終核數據，從最初的61345.05億元調整為58220.31億元，由于基數降低，帶動2023年經濟數據隨之調整。

若以調整之后的數據來看，2023年河南省GDP總量從5.82萬億增加到5.91萬億，并未出現負增長。

對此，河南省統計局做出回應：一般年度GDP要進行兩次核算，第一次為初步核算，第二次為最終核實，兩者之間會存在一定差異。

在當地看來，“個別經濟指標的規模、速度出現短期波動是經濟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過程中的正常調整”。

這話沒錯。經濟數據龐大而復雜，每年年初只有初步統計資料，必然存在一定誤差，而到了年末或次年有了完整統計資料，自然要進行最終核實與調整。

不只是河南，國家層面也是如此。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經最終核實，2022年，全國GDP現價總量為1204724億元，比初步核算數減少5483億元。

當然，由于不同省市基本面不同，統計誤差不盡相同。有省份減少，也有省份增加，導致不同年份的GDP數據出現一定波動。

從目前已公布相關終核數據的省份來看，山東2022年GDP增加142億元，海南增加72億元，而湖南減少1100億元，江西減少860億元，就連趕超河南的四川也減少139.6億元。

不僅如此，每隔5年，我國還會進行全國性的經濟普查，與人口普查、農業普查合稱三大在周期性調查，對既往GDP數據進行修訂。

上一輪全國經濟普查是在2018年，部分省份GDP數據遭遇大調整，而新一輪經濟普查已經開始，未來誰增誰減，值得關注。

02

拋開統計因素，四川到底是如何趕超的?

從歷史來看，1978年至今，四川一直都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GDP總量從未跌出全國前十。

1980-1990年代，四川是全國人口規模最大的省份，早在1990年代就率先突破1億人大關，彼時山東、河南超過8000萬人，廣東只有6000多萬人。

幾十年過去，廣東目前常住人口增加到1.26億人，躍居人口第一大省，而四川最新常住人口為8000多萬人，僅排在全國第五位。

這背后，固然有“孔雀東南飛”等人口流動因素帶來的影響，但不容忽視的一大背景是——重慶直轄，剝離走大量人口。

根據凱風《中國城市大變局》一書，重慶，原本是四川省下轄的計劃單列市，與如今的深圳、寧波、青島、大連、廈門屬于同一性質。

當時，重慶與成都一度形成西部地區僅有的“雙子星城”，成為西部省域經濟最為矚目的兩大增長極。

彼時的四川省，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規模，都一度超過河南省，而坐擁成渝兩大中心城市，風頭之盛，甚至可與東部沿海省份爭鋒。

然而，由于四川面積過大、人口過多，再加上三峽工程建設的因素，國家層面開始考慮分拆四川，與湖北各自析出一部分，籌建三峽省。

不過，由于種種原因，最終三峽省無疾而終，重慶直轄市取而代之。

1997年，重慶脫離四川，從計劃單列市升格為直轄市，重慶由此迎來新一輪飛速發展期。

新的重慶市，在原有重慶市域范圍的基礎上，又將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收入囊中，切走了數萬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積，以及2000多萬人口。

雖說沒了重慶，四川GDP總量并未由此大幅下挫，仍舊穩居全國十強省份前列，并保持不斷向上攀升之勢。

2007年四川GDP總量首次邁過萬億大關，2011年突破2萬億，2015年突破3萬億，2018年突破4萬億，2021年突破5萬億，2023年突破6萬億。

幾乎每隔2-3年邁過一個萬億大關，四川發展速度之快可見一斑。

如果加上重慶，老四川省的經濟總量合計已經超過9萬億，常住人口總量達到1.17億人，與山東有了一爭之力，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的壓艙石。

當然，雖然GDP總量不弱，但與東部沿海省份相比，四川無論是人均GDP還是居民收入水平，都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

03

四川，何以一路崛起?

如今的四川，形成了以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先進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輕紡、醫藥健康為代表的六大支柱產業，其中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晉級萬億級產業。

在國家定位中，四川也從傳統相對閉塞的內陸腹地，變成了新的開放高地，被賦予一系列國家重任，成為國內國際大循環都難以繞開的存在。

長期以來，西部原本深居內陸，長期作為大后方而存在，在“三線建設”時期固然一度風光過，但在全球化時代，沒法像沿海地區借助對外開放一躍而起，發展瓶頸相當明顯。

當時，東西差距一度成為最大困擾。

為此，2000年左右，國家推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大量轉移支付、基建項目和產業項目開始向西部傾斜，四川、重慶、陜西、貴州等省份迎來飛速發展期。

僅是一個稅收方面的政策紅利，就讓許多東部和中部省份羨慕不已。在西部，鼓勵類產業可減按15%征收所得稅，而正常情況是25%，這一政策將一直持續到2030年。

隨著西部大開發持續推進，加上新一輪全球性產業大調整，產業轉移開啟，一部分導向東南亞國家，一部分去往中西部地區，即俗稱的“產業西移”。

坐擁勞動力規模和超大市場優勢的中西部地區，成了電子信息等產業的主要承接者，四川能成為西部地區最大的電子信息產業高地，與此不無關系。

同時，四川等省份，還獲得國家戰略的直接傾斜。

除了西部大開發之外，四川身兼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國內大循環、國家綜合立體交通體系等多重戰略疊加的優勢，發展自然如虎添翼。

在大基建時代，西部地區更是重要受益者。

隨著市市通高鐵、縣縣通高速、中歐班列、陸海新通道、航空物流樞紐等基礎設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區得以擺脫區位劣勢，內陸地區得以蛻變成開放前沿。

這些優勢，共同構成了“陸權復興”的邏輯，這在凱風《中國城市大變局》一書有詳細剖析。

不僅如此，包括四川在內的整個西部地區，仍舊是轉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

根據財政部數據，2023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達到10.06萬億元，其中四川、河南、云南、黑龍江等省份獲得的轉移支付總額超過4000億元，連續多年穩居全國前列。

東部經濟大省雖然也獲得了一定的轉移支付，但由于上繳的金額更多，最終成了財政轉移支付的凈貢獻方。

所以，在看到中西部省份經濟總量崛起的同時，也要看到自身的短板所在。

04

四川崛起背后，還有著強省會的支撐。

成都、武漢、西安是全國三大公認的強省會，省會GDP總量占全省的1/3以上，人口規模占全省的1/5以上，堪稱獨一無二的中心城市。

實力越強，擔子也越重。在各大省份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強省會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

雖說強省會模式存在爭議，但一個共識是，弱省份需要強省會，強省份更適合多中心。

畢竟，一個省份，如果連一個顯眼的大城市都沒有，恐怕都參與區域競爭的機會都沒有，遑論在重大國家戰略中獲得一席之地?

強省會崛起，讓中西部有了與東部經濟強市一爭高下的機會，也為產業、人口流入提供了支撐。

做大強省會，再以強省會帶動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協同發展，或是中西部省份的可行發展路徑。

如今，當省會壯大之后，中西部省份正在尋求打造多個省域副中心，以求實現均衡發展。

一方面，成都都市圈晉級為國家級都市圈，成都帶動德陽、眉山、資陽進入同城化時代。

通過都市圈帶動周邊區域融合發展，并進一步帶動全省乃至川渝地區的協調發展，是成都的使命所在。

另一方面，四川省先后實施“多點多極”、“一干多支”、“五區共興”的區域發展戰略，陸續將綿陽、宜賓—瀘州、南充—達州等定位為省域經濟副中心。

當強省會與副中心形成聯動效應，四川經濟還會再上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