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已經再次沖進人群——或者說，它一直未曾遠離。

就像一個高明的獵手，等待獵物免疫系統虛弱的時候，新冠病毒終于開始了它的襲擊。在這個二陽和一陽混雜的夏天，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既一樣，也有些不一樣。由于社會氛圍對新冠早已脫敏，人們不再“談新冠色變”，但與此同時，一些對病人應有的同理心也一并消失了。就像有些人遭遇的那樣，癥狀最重的時候，卻無法請假，還得上班搬磚。

一些東西消失了，比如對未知的恐懼，對死亡的焦慮;也有一些東西還深埋在人們心里，比如對新冠患者的潛在歧視，還有對不確定性的擔憂……無論如何，人們都被迫開始再次學習如何與病毒相處，因為所有人都明白，它還會卷土重來。

重陽人

對于很多人來說，二陽是一個躡手躡腳的襲擊者。

25歲的隋陽就是莫名被病毒擊中的。發現的當晚，她剛剛結束五一假期，準備重新回到北京的工作節奏中。夜里突然出現的喉嚨異物感、吞咽困難、“刀片嗓”，隋陽還以為是咽炎復發。直到聞剛洗過的被罩，竟然“毫無氣味”，她才找出半年前囤的新冠抗原。

一測，果然是“兩道杠”。不過，這次陽跟上一次相比，周圍人對她的態度有了明顯的區別，“這次我陽了，好像是個無人問津的狀態，該工作還是得工作。”

新冠病毒已經再次沖進人群——或者說，它一直未曾遠離。5月15日下午，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指出，根據廣州發熱門診的數據，在接受檢測的發熱病人里，有20%～25%是新冠病毒感染者。而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的消息，目前，我國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已變為XBB系列變異株。它有著比早期奧密克戎更強的傳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不過，致病力沒有明顯變化。

此時，距離上一次大規模陽性，已經過去約5個月。而根據研究，新冠病毒感染后產生的抗體，能在4～6個月內起到保護人體的作用，尤其是面對變異株，保護力也可能會減弱，“從去年12月算起，實際看，現在已經是到了這個時間了”。

但這一次二陽來得似乎有些平靜，平靜得仿佛身邊突然就多了不少二陽人。根據廣東省疾控中心等聯合團隊的“預先計劃研究”顯示，國內的新冠再感染率總體達28.3%。這使得確定自己的感染源和感染時間，成為了一件困難的事。

24歲的醫學生鐘文靈一開始覺得自己得的是感冒。她當時正在碩士的規培階段，又是科室里的小組長，查房、收病人、寫病歷、值班熬大夜一項工作都不少。最近不論在科室還是教室，她都能聽到身邊傳來咳嗽聲、拿來擦鼻涕的抽紙聲，但“本來最近就是流感高發季節”，她決定不要多想。

少數關于二陽的記憶坐標也都和工作有關。疲倦總是和周一同時到來。5月8日是鐘文靈值班的日子，一起床她就覺得渾身乏力。開始，她并沒有當回事，“反正每天一起床都覺得累，但病情發展得比想象中更快，她開始流鼻涕、嗓子干，最后，頭痛開始了。出現了全身癥狀，她知道自己八成“重陽”了，只不過程度更像是一場感冒。和去年年底的第一次感染相比，她和身邊同事都變得不再想測抗原。“我們都不那么好奇最終的結果了。”

在這個夏天，人們對于新冠的態度有了很大改變，就像很多人說的，是一種“我已經麻了，得就得吧”的心態。不去探究結果，有時候是一種年輕人的特權。但對于一些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人來說，他們依舊會為新冠焦慮。

馮江是個資深的廣告人，36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不論在地鐵還是在辦公室，哪怕去洗手間，他都戴著口罩。去年年底感染之后，長新冠就一直困擾著他——胸悶氣短的癥狀始終沒有減輕，戴口罩還加劇了不適。但為了保護老人和4歲的女兒，他決定忍耐。

5月7日，鼻塞、輕度咳嗽的癥狀出現，他一度以為是鼻炎發作。為了保險起見，他測了一次抗原，結果是陰性。但這種僥幸沒能維持超過24小時，第二天，再次檢測，抗原就顯示陽性。馮江的癥狀很快消失，但不安感卻絲毫沒有減輕。“孩子的人生剛剛開始，誰知道這個病毒未來會怎么變異和迭代。”他竭力避免的結果，還是和他迎頭相撞，“怕什么來什么”。

對很多人來說，二陽的癥狀要比一陽輕。但少數人，二陽更加遭罪。

在影視行業工作的30歲的王涵之，就被病毒打得措手不及。病毒和王涵之的五一旅行一起到來。飛機剛剛降落在廈門，她還沒顧上看看大海，高燒就開始了。王涵之在酒店里裹著厚被子，仍然冷得“打擺子”。到了醫院才發現體溫已經飆升到39.7度。

但這還遠不是最痛苦的時候，第二天，她就因為“刀片嗓”很難發聲，同時心慌氣短。問醫生一句“要不要照個CT”，短短7個字，她要分兩次才能說完。每天測一次抗原成了她病程里為數不多的盼頭——“等待轉陰，就像是等待重獲健康、自由。”

她沒有想到二次感染的癥狀這樣嚴重。她一邊懊悔自己太早摘下口罩，一邊隱隱羨慕起5個月前一陽流行時，只低燒了2天的自己。退燒的當天，她把醫院的診斷證明發到朋友圈，并且提醒每個人：“戴好口罩，千萬不要大意。”

“漏網之魚”

在這個二陽的夏天，還有不少人，躲過了半年前的大流行，但沒能躲過這一次。

他們作為“初陽人”，癥狀往往要比現在的二陽人要嚴重得多，他們戲稱自己為“漏網之魚”，而現在，就是被病毒“查缺補漏”的時刻。根據2023年1月7日全國第八次疫情調查的數據，當時的陽性比例為77.3%，這意味著，當時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人，還沒有陽過。而在那之后，群體免疫建立，病毒傳播速度大幅下降。

但同樣是陽性，當初陽性的待遇和現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語。5個月前的那一波陽性，每個家庭都在想方設法做準備——從泰諾、布洛芬、止咳糖漿的對癥藥品，到有助于緩解癥狀的黃桃罐頭、運動飲料，都列在了家庭采購清單上。甚至一度流傳過“病毒非常仁義，會給每個家庭留個人做飯”的說法。雖然是自嘲，但如果在那時感染，多半能有親人和伴侶陪在身邊。

但這一次，公眾對陽性早已不那么在意，導致很多“首陽”的人，只能孤獨地面對疾病。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在傳媒公司工作的90后女生秦曉，把父母接來了北京。如果她沒有感染新冠的話，這會是個快樂的假期。她清晰記得自己感染的日期是4月29日，前一天的行程非常豐富，她先帶父母到口腔醫院看牙，然后去了前門大街、天壇公園。后來她回憶，應該是這段時間里被傳染了。

她作為一個從沒有陽過，并且一度被大家羨慕的人，這一次感受到了新冠的折磨。

最難捱的一天是5月1日的夜里。開始她只覺得“刀片嗓”是病程的必經階段，但很快她就意識到自己低估了它的威力。這個晚上，她一秒鐘都不能入睡，甚至平躺都會引發咳嗽。咽一下口水，都讓她嗓子“炸開一樣疼”。

害怕傳染給父母，秦曉只能自己去社區醫院。因為說不出話，她只能把所有的訴求打在手機備忘錄里，拿給了值班醫生——我嗓子里面全是潰瘍，可以幫我輸液嗎?為了表達自己的痛苦，她還加上了哭泣的表情包。

醫生帶著同情的眼神，立刻在紙上寫下大大的“潞河”兩個字;同時解釋，社區醫院假期沒有急診，只能去潞河醫院掛號。以上所有的信息，都被醫生用特大號字體寫在紙上，而對方全程一句話都沒有說。秦曉這才反應過來，自己被當作了聾啞人。她想做一個哭笑不得的表情，剛牽動面部幾塊肌肉，“刀片嗓”的痛苦就制止了她。

另一位27歲的樂天派女生喬心語，也沒能逃過初陽。癥狀最嚴重的一天，她是自己扛過的。這個五一假期，她準備帶老家的朋友一起出游。結果體溫從37.2度上升到超過39度，只用了幾個小時。因為疼痛，她第一次感受到全身的肌肉分布，“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頓，從里到外，沒有一塊好地方，沒有一個舒服的姿勢”。而吃飯、吃藥這種小事，立刻成了她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關鍵是，這些讓她痛苦的癥狀，很多人半年前就已經經歷過一次了，所以她跟別人講述的時候，得到的反饋也很平淡。錯過了第一波感染高峰之后，連一起聊聊疾病感受的人都沒有了。

尤其是，她還得自己照顧自己。別說做飯，她連拿外賣的力氣都沒有。她第一次重新審視“健康人”的生活。原來拿一次外賣需要先從床上坐起來，再走到門口，還要把外賣提進屋里。這些從前微不足道的動作，如今都變得困難，她發現自己“提不動也走不動了”。從屋里到門口的幾米距離，一下子變得很遠。

而且，找藥也更加困難。5個月前的感染高峰一過，退燒藥就被喬心語男朋友放在了柜子最高的抽屜里。她得先走到柜子面前，踩著凳子才能拿到。

在這種孤獨中，首陽的人還要獨自摸索出自救的方法。

秦曉靠的是自學。在發現醫院不能提供霧化治療緩解“刀片嗓”癥狀之后，她就在餓了么上自己下單了二百多元的國產霧化機，幾個小時之內，她就快速學會了霧化的步驟、怎樣調節出霧速率，還有面罩、連接管的消毒方法。霧化治療兩次之后，秦曉能忍痛喝水，甚至還吃了48小時之內的第一頓飯——一個庫爾勒香梨。

也有很多人靠的是5個月前做的功課。岳珊所在部門的新冠感染率超過80%。看著身邊同事的陽性癥狀，就像是對疾病做了一次“預習”。

為了避免“刀片嗓”，在感染的前幾天，岳珊就在上網花720元買了國產“新冠特效藥”，只希望能減輕癥狀，縮短病程。但還是收效甚微。即便在提前服藥的情況下，刀片嗓引發的吞咽疼痛，還是讓她連續幾天都只能把口水吐出去。

雖然特效藥單價不低，但跟減輕痛苦的希望比起來，錢并不算什么。“如果有個人告訴我，花兩萬塊錢就能讓全部癥狀消失，我真的二話不說就去取錢了。”

帶病搬磚

共情變得更加困難。

童格最近就遇到了“新冠歧視”。她在浙江學護理專業，今年剛剛讀大二，不知怎么就二陽了。學校規定學生感染后，可以自由選擇是否離校。童格一方面覺得回到珠三角的家路程太遠，更擔心回家傳染給五十多歲的父母，所以選擇留校。

沒想到這個決定惹怒了舍友。

最近，她只是察覺其中一個室友的情緒不好，有時在宿舍里“摔摔打打”，一開始她沒有多想。直到熄燈之后，舍友開始給家里打電話，抱怨自己“喉嚨有異物感”，有時候“嗓子有點疼”，而自己“原本沒必要受這個罪”。聽到這里，童格才意識到這通電話的真實意思。她立刻跑出了宿舍，她很難受，自己生病好像成了一種罪過。她想起自己看過的《疾病的隱喻》，“疾病變成墮落的證據”。

而這一次，不論是首陽還是“重陽”，除了生理的痛苦，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該如何面對工作，是選擇扛著還是休息?由于一般來說二陽癥狀并不重，結論往往是得繼續工作。

在這個認知之下，一些癥狀重的人往往會被忽視了。比如女生王涵之，她所在的影視行業工作強度不低，這次陽了之后，回到北京，她還依然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的狀態，只要咳嗽，胸腔就會同時劇痛。她試著跟公司請假，但領導直接轉發了第二天的會議安排給她，上面甚至給她留了單獨發言的時間。“靠著‘安陵容’的嗓子”，她撐完了整場會議。

但在回家的出租車上，王涵之哭了。病毒雖然確實被大家接受了，但是公司的人情味也沒了。現在，朝夕相處的同事好像突然失去同理心，沒有問候、沒有關心，“只把她當成一個必須出現在會場的道具”。

更多的時候，扛著也是因為別無選擇。喬心語的男朋友是一名大學教授，在這個夏天出差回來之后，他也第一次感染了新冠，一度高燒超過40度，但工作卻無法因為生病而拖延。他仍然忍著高燒，給答辯在即的學生重寫了一部分畢業論文，甚至還堅持帶病參加了整場答辯。喬心語在一旁目睹了全程，震驚地問他是怎么做到的，對方只是非常簡單地答復：“我也沒有辦法。”

在新冠面前，KPI曾經被放在一邊，但現在，它逐漸奪回了話語權。23歲的林迪也沒有選擇的余地。她的專業是設計，常常為了趕稿熬夜，電腦更是隨身攜帶。甲方打來催促項目進度電話的時候，她正發著高燒，在醫院等待血液化驗結果。顯然，生病也沒能讓她擁有豁免權。最后，她還是坐在醫院的長廊上，打開了電腦。去年的感染高峰過去之后，林迪的公司取消了居家辦公的政策，她只能動用調休的額度，以便繼續工作。

如今，人們正在繼續學習如何與新冠共處。尤其是當他們發現，這種生病的負疚感，不光來自外部，甚至還來自于自身。比如還有個女生，這次陽了之后，“把所有癥狀徹底體驗了一遍”，由于高燒同時發不出聲音，她不得不申請居家辦公，“雖然也在推進工作，但就是會覺得不好意思”。

隋陽也是，陽了三天之后，她就轉陰了。懷著有些內疚的心情回到了公司，公司里咳嗽的人正在變多，她也總擔心自己會傳染給同事。這些天，她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在空曠的地方辦公，一個人等待嗅覺的慢慢恢復，頭還是會疼，人還是會疲憊。

但這些都不影響她繼續生活，這次二陽的體驗，終將成為她記憶里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可能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吧，對于過去的那三年，我不會再經常想起來了，我也不愿意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