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節，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

2024年春節，《中國經營報》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農村只留下年齡超過70歲的老人和還在讀書的少年、兒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結構，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撐。

針對農村“空心化”，當地駐村干部和經濟學者給出了一些具體建議，但也同時表示，更需要有頂層設計。

重慶市目前正在推進學習浙江省“千萬工程”來解決相關問題，并推進鄉村振興。當地群眾對浙江“千萬工程”實踐中的“農業標準地”改革頗為期待。

“空心化”憂慮

“近些年，除了春節時年輕人回來幾天，其他時間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2月13日)時，重慶市墊江縣某鎮某村村民組長程三說，年輕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簡單：該村民小組所在的區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畝)，上次分地是幾十年前，所以現在30歲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沒有土地。按說，要等原來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騰出土地指標，后面沒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隊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幾年來，年輕人已經不再愿意種地了。”程三說。

土地賬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畝地，不管是種水稻，還是種小麥、玉米、高粱，哪怕是換季輪種讓土地一直不閑著，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1400元，這還沒扣除人工費用和肥料錢，扣除這兩樣，實際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為什么不搞點養殖業?譬如養雞或者養鴨、養豬?”記者問。

“農村搞養殖業，現在基本上都是散養，扣除人工和飼料錢后，養得多虧得多，所以大家都不養了。”程三說，農村散養根本沒辦法跟城里的規模養殖業競爭，加上現在村里平時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僅有的一點養殖業，也主要是村民自己養來吃的雞、鴨和豬，極個別有精力的村民會適當多養幾只，出欄后會出售貼補家用。

“還有沒有其他副業可做?”記者問。

“沒有了，現在村里‘一老一少’的人口結構，上是70歲以上，下是17歲以下，去掉80歲以上和12歲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半個勞動力，現在連播種、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請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給150元的工錢。”程三說。

自己干不了，請人干又太貴，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著的，根本沒人種。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黃土坡’上前些年‘退耕還林’滿坡種的桉樹2023年也全部砍掉了，這是不是‘退林還耕’?那些地現在是誰在種?”記者問。

“上面安排來集中砍的，桉樹對水資源影響過大，桉樹砍掉后那些地也沒人去種，村里(生產大隊)就請人來種上了一些東西，也沒人去管理。”程三說，村民在山坡腳下自己的地都沒人去種，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沒有精力顧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農活經驗的現在都是7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基本上沒人能擔糞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種地了，這個年紀，自己去把坡上的糧食收割回來，也很艱難，所以就不種了。”程三說，現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3000—5000元，雖然也辛苦，一年下來總歸有4萬—6萬元的總收入，這比窩在鄉下家里務農收入要高20倍，這個賬很容易算，所以年輕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這種情況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慶市某報業集團下放到某縣的駐村“第一書記”李巡稱，這不是個案，是普遍現象。目前農村的“空心化”問題很嚴重，土地撂荒問題也較為突出，表面上看，“18億畝耕地紅線”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沒人種的現象仍很刺眼。

“現在我們村的解決辦法是，請人種一些地，但這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李巡稱，“大家都知道存在這個問題，但都沒有解決辦法。”

“即使把糧食價格翻2倍、3倍、5倍也沒人種，因為一是干農活是體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20倍;三是農村產出的糧食及養殖產品因過于零散，難以低成本快速賣到城里。”李巡說，何況糧食價格還不可能漲2—5倍。

次第城鎮化

“春節后我還會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組的村民吳成稱，他在深圳打工超過25年，前些年已經做到了一個生產廠廠長的位置上，之前主要因為疫情原因，回家休息了兩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經不適應鄉下的生活及節奏了;二是返鄉后基本上沒有任何收入，長期坐吃山空，總不是辦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過這一次吳成的妻子沒有跟隨他一起南下，她選擇了“返鄉創業”。

所謂創業，就是在縣城開店。然而，2023年，吳成妻子開的奶茶店垮了，另開了一個韓國料理店，后來也開不下去了，休整兩個月，又去開了一個“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沒什么生意。一年多下來，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積累的幾十萬元積蓄，基本都被“創業”消耗了。

吳成妻子的經歷，也許只是個案。

據重慶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該市全年促進農民工返鄉入鄉創業就業17.32萬人，其中，返鄉創業2.72萬人。創建農民工返鄉創業園69個，全年實現總產值371.8億元，吸納就業5.78萬人。

2023年，重慶市“返鄉創業”人員巨幅飆升。

據重慶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發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該市農民工已返鄉87萬人，其中市外返鄉73.2萬人，占市外務工農民工總數的28.3%;市內返鄉13.8萬人，占市內鄉鎮外務工農民工總數的3.6%。

該市從市外返鄉人員中，從廣東、浙江、福建返鄉的最多。

2022年，重慶市外出務工人員約為791萬人。所以當沿海用工情況發生變化時，返鄉的人數便不會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個原因還在于，村里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家庭，要么在縣城買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鎮上買房搬走了。

幾年前，該村民小組的東側修建了一條一級公路，往來車輛時速可達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該村比其他山區或偏遠區縣有很好的交通便利優勢。不過盡管如此，鄉下的基礎設施及配套設施，以及商業化便利程度，還是趕不上鄉鎮、縣城，因此大家都搬到了縣城、鄉鎮。

不知道這種“城鎮化”，是否體現在相關統計中。

重慶市發改委向媒體披露的信息顯示：“2022年，重慶常住人口城鎮化率70.96%，較2012年提高14.3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50.1%，較2012年提高10.7個百分點，新型城鎮化蘊藏的發展動能得到加快釋放。”

當地村民稱，其實這些搬到縣城、鄉鎮去住的人，絕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買在了這些地方，人還是照樣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舊是“一老一少”，只是在縣城、鄉鎮住的人，已經初步完成了城市化進程，他們的收入不再依賴土地，不需要再種地。

不過也有一些人，選擇在老家修建房屋。這類人分成三種：第一類是在縣城、鄉鎮購買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慶修建房屋的人，這類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僅春節時有人回來住幾天;第二類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賺錢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鄉，有一個“落腳處”;第三類是村里的“首富”，將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別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組的鄰村幾個兄弟，據說前些年做房地產掙錢過億元，在老家修建了豪華程度不亞于大城市別墅的幾幢樓，這些樓外墻上還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掛裝飾，是附近村“最靚的仔”。

不過，這些鄉村別墅跟其他農村房屋一樣，絕大多數時間都空著，無人居住。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節打工回來會到農村聚會，現在基本在鄉鎮或者縣城都有房子，打工回來就把老年人接到鄉鎮或者縣城過年，這種現象越來越多。隨著年輕人對鄉愁越來越淡，怎么能苛求他們回去?”前述駐村第一書記李巡2月18日說。

這樣一來，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過節本該聚集人氣的時候，還出現了新的“空人化”現象，農村年味越來越淡。

“我寫了一些日記，有一些想法，但是還沒有完全系統思考這個問題。‘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減少‘空心化’，其實就是解決人的問題。人怎么留下來?這是個系統問題。”李巡說，“農村人的發展、他們的未來、他們的后代怎么發展等問題，其實很復雜。”

他追問道：“如何讓農村產生吸引力?喊口號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緩解農村‘空心化’問題，經濟專家也許比我更懂，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重慶市前沿區域經濟研究院院長李勇2月19日稱，目前中國的農村“空心化”問題，表面上看是“無解”的，但實際上可以通過一些點上的突破，來逐步推進面上問題得到緩解或解決。

他建議的六大解決途徑分別是：一是進一步促成機關事業單位加大對口扶貧力度，并將縣、鄉機關干部及事業單位富余人員下沉到鄉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過他們來帶動鄉村振興。二是推動能人帶動，讓更多的能人當村支書，因為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也在外面開過眼界，還有資本、有能力，讓他們來幫扶、帶動農村致富。三是產業帶動。四是靠發展特色旅游來帶動鄉村致富，特別是越偏僻、越荒涼的地方，獨特的風景會吸引游客，就會帶動經濟發展。五是搞一些鄉鎮整合，有些自然村和鄉鎮人丁稀少了，就要進行合并、整合，把人員集中起來，把土地集約利用起來，委托第三方進行綜合診斷并做方案，整體規劃，發展新農村。六是吸引主體在鄉、村的示范性養老，吸引離退休人員返鄉養老，人來了，錢就跟著來了。

李勇說，他所在的機構近年來為川渝多個地方做過相應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調研，目前農村發展的根本性制度問題，還在于農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還需要先行先試，要敢于試點，不然外來資本沒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個方案，計劃推進農村集體用地入市，騰出200—300畝農村建設用地來盤活整個項目，但是，暫時卡在用地政策無法突破上。

李勇說，農村要吸引資本，農村建設用地必須要突破，如果沒有土地證，權益就得不到保護，資本和人員就不會來，因為投資權益得不到保障。原國土資源部此前已經有一個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規定，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來推這個事情”。

重慶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經濟學者稱，據他此前對浙江省“千萬工程”的實地調查、了解，其實質是通過創新體制，引入各界資本下鄉，全面盤活農村土地資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魯家村就有著成功經驗。“公司+村+家庭農場”模式，吸引投資20億元，一個浙江北部的貧困村，一舉成為國家級標桿項目——在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農業標準地”這一政策創新。

在“農業標準地”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嚴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廠。

2024年1月5日，重慶市召開“市委農村工作會議暨重慶市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加快建設巴渝和美鄉村現場推進會”，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在會上提出，要“深入實施‘四千行動’，打好鄉村全面振興主動仗”。

“千萬工程”是**在浙江時推進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基層農村的成功實踐。

“四千行動”，是指千萬畝高標準農田改造提升行動、千億級生態特色產業培育行動、千萬農民增收致富促進行動、千個巴渝和美鄉村示范創建行動。

截至記者發稿，群眾最為期待的“農業標準地”是否會在重慶迎來創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